吕西安眼中闪过小团体的形象，心中一动；罗斯多却继续大发牢骚，使吕西安听着出神。
“在这个发酵的大酒桶里，我说的那种人寥寥无几，和真正的情人一样少，和金融界中来路清白的财产一样少，和新闻界中洁身自爱的人一样少。我今天告诉你的经验，从前也有人告诉过我，可是没用，正如我的经验对你也不会有用。内地每年有一批年轻的野心家，受着同样的热忱鼓动，扬着脸，逞着傲气，赶到这儿来，就算不是愈来愈多，至少每年相仿；来干什么？来向时行的风气进攻。时行的风气好似《一千零一日》中的多朗铎德公主，个个青年想做卡拉夫王子！可是一个都猜不中她的谜[153]。大家掉入苦难的沟壑，报界的泥坑，书业的沼泽。这些要饭的花子，替报纸写写小品，社会新闻，传记性质的稿子，或者受精明的字纸商委托，写一些小册子——出版商都喜欢半个月内销完的无聊东西，不欢迎要相当时间才能出售的杰作。这批小青虫没有变成蝴蝶就被踩死了，他们只求活命，顾不得什么羞耻，下贱，对一个新出台的人才咬一口也好，捧一阵也好，但凭《立宪报》《日报》《辩论报》的大老板吩咐，只听出版商的号令，或者受一个嫉妒的同道请托，为的什么呢？往往为了吃一顿。一朝过了关，早先的苦处全忘了。我替一个混蛋做了六个月枪手，写出我最有才气的文字，算是他写的；他凭着这批样品当上一份副刊的主编，非但不请我合作，连五个法郎也没给我，而我见了他还不能不伸出手去，跟他握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