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过对这些方案及其存在的问题的描述，并在重温上一研究所谈论的行为概念的前提下，我们如果不是要解决亚里士多德文本——在考古学或语文学上——的难题，至少也要将它们与当代思想的关系作个交代。
在叙述理论的指导下，我们不但拓展了行为的概念，而且将之进行了等级化，如此，该概念就被引入了实践的层面，结果是实践和生活计划，这些因预演生活的叙述性统一而联系在一起的东西，在实践的等级中具有了不同的高度。我们着重探讨了符合各种实践体的整合原则。对于这种实践的等级，我们将在“美好生活”的理想所要求的伦理整合下进行重新审视。
某一实践——职业、游戏、艺术——的整合原则不单涉及协调，甚或依附或插入的逻辑联系[5]，也不仅仅在于作为结构性规则而起作用，像某种伦理在其中是一种中立性的东西的游戏理论和话语的行为理论那样。事实上，是结构性规则观念的意蕴开创了意义的空间，在这种意义空间内，伴随着如何正确行动之格言的，具有评价（以及外在规范）特征的尊重得以展开自己。格言的真正伦理特征体现在麦金太尔（MacIntyre）所谓的“优秀标准”中，这些优秀标准被用来判断一个医生，一个建筑师，一个画家，一个棋手的好坏。这些优秀标准是一些用于各种情形中的比较规则，它们在某一共同体内被一直认为是完美的典范，并由某些大师和德高望重者所内化。推出优秀标准十分重要，这样我们就有理由在我们的行为理论反对将自尊作自身主义的解释了。与麦金太尔一样，我们认为实践是一种合作性的行为，它的结构性规则由社会而立；这些适合不同实践的优秀标准的根源不在于孤独的实践者。实践的共生性和传承性特征不但不排除，而且激起了许多讨论，特别是在对优秀标准的定义上，因为这些标准是一种历史性的东西。同样真实的是，针对理想标准而存在于实行者与讨论之间的竞争只能在实行者因共同的文化而达成的某种一致内进行，这种一致作为成功和优秀的标准具有长期的有效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