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夜忙着这些照料,到了早上,我们围着一锅咖啡闲扯。伤兵们迷迷糊糊的,营房里差不多温暖了。我们分发了棉花帽,毛线衣,一大杯滚烫的罐头牛奶,他们打着吨,似乎在想:“呃!一不过二,二不过三。已经逃出两次,要防第三次!”
这时候,朋友,班里哀—朗格拉特先生出场了。
我记不得为了什么事跑到外面,木靴踏着冰冻的泥土,忽然大路旁停下一辆华贵的汽车。车门砰的一声!班里哀—朗格拉特先生跳了出来,裹着一件贵重的皮大氅。
我心里想:“啊!好啊!班里哀—朗格拉特先生来安慰咱们那些可怜虫了。”
离开大路还有一百公尺,地下铺着空格的木栅教人眼花,我不顾一切的往前直冲,刚好赶到大门口,气吁吁的“立正”。班里哀—朗格拉特先生跺着脚叫道:“怎么?竟没有一个人在我下车时迎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