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格尔频繁重复的那个论断——自由是现代世界的原则——并不表明他认为他的时代的任何一个国家都完美地实现了自由。他要指出的是，自由原则成为了不断展开的历史以及据以衡量不断提出的所有关于人类的断言的实践原则的实质性内容，它就以这样一种方式进入到世界之中。这也彰明了黑格尔那个充满争议的命题“凡是现实的都是合乎理性的，凡是合乎理性的都是现实的”的真实意义。这一命题远不是为现实进行“道歉”，而是要建立现实与理性之间的张力关系，这种理性或许可以判断存在的状况如何与历史的内核正相反对。黑格尔在柏林期间想方设法地减小对其命题的批判的可能性，强调哲学对“直到结束其形成过程并完成其自身的”[35]现实的理解。而且，在晚年或公开或私人的著述中，黑格尔表达了对普鲁士国家在卡尔·弗赖赫尔·斯坦和卡尔·奥古斯特时代发起的政治改革，以及国家生活中科学所扮演的重要角色之认同的称赞。然而，在黑格尔时代以及在我们的时代频繁地将黑格尔指证为反动的普鲁士国家的辩护士，却是不能成立的。黑格尔1818年被召唤到柏林之后，除了宗教和教育事务大臣奥特斯坦之外，普鲁士政府与他一直保持着距离。从哲学史的角度来看，在黑格尔的政治思想中发现批判性的因素并非是到了19世纪40年代黑格尔左派那里才实现，因为黑格尔自己就已经清楚地认识到，普鲁士的制度结构与他在《法哲学原理》中阐述的理论结构并不相吻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