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影响的成因,同史学家对历史的敬畏之心和对史学的神圣职责感有密切的关系。司马谈临终前同司马迁有过这样的对话:
太史公执迁手而泣曰:“……今汉兴,海内一统,明主贤君忠臣死义之士,余为太史而弗论载,废天下之史文,余甚惧焉,汝其念哉!”迁俯首流涕曰:“小子不敏,请悉论先人所次旧闻,弗敢阙。”[6]
这种敬畏之心与神圣的职责感显示出极大的震撼力和感召力,在历代史学中都有不同程度的反映。唐代思想家柳宗元曾撰有《与韩愈论史官书》一文[7],对史官的重要职责做了深刻的阐述,此后,柳宗元又写了《与史官韩愈致段秀实太尉逸事书》一文[8],反映出柳宗元在历史撰述上认真的实践精神,说明他在史学上并不是只擅长理论思维的人。他向韩愈推荐的《段太尉逸事状》,是他亲身调查所得,并多方核实无误,所以他在此书中写道:“太史迁言荆轲,征夏无且;言大将军,征苏建;言留侯,征画容貌。今孤囚贱辱,虽不及无且、建等,然比画工传容貌尚差胜。《春秋传》所谓传信传著,虽孔子亦犹是也。窃自以为信且著。”[9]他在这里充分肯定了司马迁为撰写历史而进行社会调查的求实作风,同时也坦率地估量自己的撰述“信且著”。柳宗元所言所行,恰是对敬畏之心和神圣职责感这一优良传统的历史性反映。